本文摘要：2014年1月，中央政法委、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团结制定《关于建设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同年3月份，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贯彻实施〈关于建设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的若干意见》，对下层检察机关开展国家司法救助事情，抚平刑事被害人心理创伤，化解社会矛盾矛盾，促进息诉息访，提供法治依据。

2014年1月，中央政法委、财政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团结制定《关于建设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同年3月份，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贯彻实施〈关于建设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的若干意见》，对下层检察机关开展国家司法救助事情，抚平刑事被害人心理创伤，化解社会矛盾矛盾，促进息诉息访，提供法治依据。2019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扶贫向导小组团结制定了《关于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事情支持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强化了国家司法救助与国家扶贫事情的衔接，配合助力国家扶贫攻坚战。凭据下层检察机关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实践中，需进一步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机制建设，增强与扶贫部门事情衔接，切实将好的政策落到实处，坚持“抚贫”与“抚志”相联合，实现被救助人彻底脱贫。完善国家司法救助案件线索泉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下层检察机关控诉申诉部门作为国家司法救助职能部门，不从事管理刑事民事案件，无法第一时间收集国家司法救助案件线索。

需要改变这一现状，就要完善压实刑事民事检察部门检察官责任，增强国家司法救助普法宣传，增强与下层扶贫部门联系，拓展案件线索泉源。（一）完善刑事民事检察部门检察官考评机制，强化国家司法救助案件线索移交。中政委等六部门制定《关于建设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关于国家司法救助的八个工具，既包罗人身受到伤害或产业受到重大损失的刑事案件被害人或其近亲属、举报人、证人、判定人，又包罗特定民事侵权案件当事人以及切合条件的涉法涉诉信访人。下层检察机关的直接手案的检察官在管理案件历程中，应当主动相识当事人家庭生活状况，侵害、侵权人的赔偿情况，对切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的案件，应主动向本院控诉申诉部门移交。

2019年度，该院共对23名刑事被害人举行了救助，无一线索泉源于刑事民事检察部门。因此，下一步革新重点应当放在检察官考评指标设计上，详细思路是凭据检察官所从事职位的要求，对职位内容举行剖析，抽象出完成该职位所必须的一些考核指标，然后，凭据本单元、本部门的情况，确定第一类检察官的详细指标。

所以，应当完善刑事民事检察部门检察官考评机制，对应当移交国家司法救助案件线索而未移交的，经本院控诉申诉部门发现并救助的，对原案件办案检察官在案件质量评查和年度考核中减除相应分值，倒逼刑事民事办案检察官提高国家司法救助意识。（二）增强宣传，拓展国家司法救助案件线索。2019年度，该院共救助了23名刑事被害人，被救助人及亲属自动向检察机关申请国家司法救助的只有6人，说明大部门群众不相识、不熟悉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条件和法式。

根据“谁执法、谁普法”的原则，控诉申诉部门应当团结检察宣传部门通过网络、微信、微博、电视等鼎力大举宣传国家司法救助的条件、法式、审批、发放等划定和救助效果，通过“检察官说法”、被救助人的现身讲述，“检察开放日”等鼎力大举宣传检察机关开展国家司法救助成效，让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事情“飞入寻常黎民家”，让切合救助条件的刑事被害人都能实时申请国家司法救助，能够减轻因犯罪造成的痛苦，抚平他们的创伤，同时也够减轻和化解刑事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眷属的矛盾，做到息诉息访，确保社会和谐稳定。检察机关通过开展国家司法救助事情，可以资助被救助人解决面临的生活难题，抚慰心灵创伤，平息不满与怨恨，有助于化解矛盾纠纷，促进和谐稳定。（三）增强与县扶贫办联系，实时移交国家司法救助线索。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扶贫向导小组团结制定了《关于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事情支持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第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八条对于扶贫部门发现切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的被救助人实时移交检察机关快速救助举行了划定，但这项划定显然没有获得认真执行。希望上级扶贫部门将下级扶贫部门主动发现切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的被救助人实时移交检察机关作为考核目的之一，作为扶贫部门的主管机关应当发挥信息流通、快捷的优势，实时发现、审查并移交检察机关；检察机关通过联席集会、信息相同、衔接机制等增强与县扶贫部门联系，使“应救必救”做到全笼罩。

完善国家司法救助管理机制中政委等六部门制定《关于建设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对开展国家司法救助的见告、申请、审批、发放等法式都做了明确划定，但在下层检察机关执行上述《意见（试行）》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历程中，经常遇到提供虚假难题证明、被救助人有异议、救助资金不足、救助资金羁系难等问题。下层检察机关应当树立“以人民为中心”执法理念，“措施总比难题多”，要勇于直面难题，攻坚克难，通过完善国家司法救助管理法式和机制，确保国家司法救助发放公正、公正。（一）明确划定将申请人提供困犯罪致贫虚假证明列入不予救助工具。

中政委等六部门制定《关于建设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枚举了不予救助的八种行为，全部都是在刑事、民事诉讼历程中，违反执法划定，不作为、乱作为的行为；但在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历程中，违反执法划定，提供虚假证明或指示村委会、居委会和相关人员提供虚假证明的，是否列入不予救助工具，上述《意见（试行）》未做划定。笔者认为：凭据上述《意见（试行）》划定：居心作虚伪陈述或者伪造证据的不予救助，建议将此条款从诉讼环节拓延到国家司法救助审查环节，解答为：国家司法救助申请人居心提供虚假证明或指示他人作虚假证明的，不予救助，已经发放国家司法救助资金的，依法收回，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确保真正发挥国家司法救助救抢救难效果。可从顶层设计停止、杜绝提供虚假证明，骗取国家司法救助资金的行为，将有限国家司法救助资金救助真正需要救助的难题群众，体现了社会的公正正义。（二）建设国家司法救助浮动尺度、公示、复议、复核制度。

中政委等六部门制定《关于建设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对国家司法救助的尺度作了详细划定：确定救助金详细数额，要综合思量救助工具实际遭受的损害结果、有无过错以及过错巨细、小我私家及其家庭经济状况、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所必须的最低支出，以及赔偿义务人实际赔偿情况等。被救助人遭受的损害结果纷歧，无有过错纷歧，家庭经济状况纷歧，有无获得赔偿、赔偿情况纷歧，检察机关在审查救助案件时，作出的救助数额也应当纷歧样。

但在下层检察事情实践中，除报请县委政法委、上级检察机关给予救助外，本院发放救助数额基本“一刀切”，违反了上述《意见（试行）》精神实质，也容易造成被救助人因犯罪遭受损失较大、生活特别难题，救助数额较少、尺度较低的情况，有“执法不公”的嫌疑；而被救助人对国家司法救助持有异议又无法投诉，只能被动接受，造成了“好事没办妥”，检察机关公正公正、廉洁执法形象大打折扣。因此，救助的金额可以确定一个规模，首先确定一个最低尺度，还要思量差别地域及当地物价等因素而区别看待，划分制定各自的最低尺度，同时也要确定一个最高尺度，以尽可能地掩护更多的被害人利益。

2019年度，有两名被救助人对没有报请县委政法委和上级检察机关予以救助持有异议，经检察人员释法说理和家庭难题对比，化解了异议。所以，检察机关凭据今年度县财政拨付国家司法救助资金总数额，确定每一位被救助人救助基本尺度和上下浮动尺度，并凭据被救助人难题水平，确定相应救助数额，体现了公正公正。

同时，建议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公示、复议复核制度，合理设计公示、复议复核期限、方式和法式，不停规范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首先，有利于督促检察人员不折不扣地执行上述《意见（试行）》关于国家司法救助数额基本尺度和上下浮动尺度，限制检察人员自由“裁量权”，促进公正公正发放救助金额；其次，对救助数额有异议的被救助人，通过有错必改、救助案例答疑和释法说理等方式，宣传党和国家司法救助政策的意义和实质精神，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检群关系；再次，有利于公然透明国家司法救助事情，群众对被救助人是否切合救助条件、是否存在提供虚假证明质料等，骗取救助金的行为，有权向检察机关举报，督促检察机关正确履职，实行“阳光操作”，杜绝人情救助，徇私救助，促进检察机关廉洁公正执法。（三）拓宽国家司法救助资金泉源渠道。中政委等六部门制定《关于建设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对“要接纳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努力拓宽救助资金泉源渠道，勉励小我私家、企业和社会组织捐助国家司法救助资金”作了明确划定。但受“收支两条线”的限制，检察机关往往不接受取慈善机构、社会爱心人士的资金捐赠，致使财政收入低的地域，“应救必救”国家司法救助政策难于落实到位。

近几年来，高唐县检察院开展国家司法救助资金全部泉源于地方政府拨款。为纠正这一现状，扩大国家司法救助资金泉源，一建议地方党委政府将国家司法救助资金纳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设立国家司法救助资金专用账户，实行专款专用;二检察机关增强对国家司法救助政策、方式、法式、效果的宣传，勉励慈善机构、社会爱心人士、爱心企业向国家司法救助资金专用账户捐助;三检察机关定期向党委政府及慈善机构、社会爱心人士、爱心企业和社会各界公然国家司法救助资金发放情况，公然账目，公然透明，接受监视人民群众、财政部门、监察机关的监视，做到公然透明。可通过勉励慈善组织建设司法救助基金的形式泛起，以吸引更多的执法志愿服务者慈善人士到场，从而弥补政府司法救助机构资金不足，也是提升司法救助事情群众知晓度，增强宣传的途径。

（四）增强对已发放的国家司法救助资金使用举行羁系。中政委等六部门制定《关于建设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没有划定对已发放的国家司法救助举行羁系。2020年头，该院检察人员对2019年度被救助人举行了回访，发现有的被救助有使用救助资金为孙女交学费，购置生产工具、储蓄等，与国家司法救助的“急需救助”精神实质不符。

作为难题群体急需的国家司法救助资金，应做到“专款专用”，救助资金不能“一发了之”，应当增强监视。检察机关将定期走访、回访被救助人，相识国家司法救助资金的使用情况，对发现的骗取救助、救助后闹访、人情救助的，打消救助决议，追回国家司法救助资金并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申请人获解围助后，仍以同一事由缠访闹访的，对已发放的救助金予以追缴。同时可探讨将国家司法救助资金由被救助人所在村委会、居委会代管，被救助人可凭生活难题需求向村委会、居委会提出申请，村委会、居委会依据相关划定要求审查批准，强化国家司法救助资金的羁系，做到“专款专用”。如果被救助人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获得社会捐赠等情况，按当地尺度已经脱贫的，检察机关将收回救助资金。国家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无缝衔接，助力脱贫攻坚战国家司法救助是因犯罪致贫，又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具有快捷性、急需性和暂时性的特点，只能暂时解决当前面临的生活难题。

国家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做到无缝衔接，凭据贫困被救助人的实际生活难题和客观需求举行有针对性的救助和帮扶，通过制定多元化、综合性救助方案，有针对性地提供心理疏导、免费教育、最低生活保障、职业指导、就业先容和其他暂时性救助，真正资助贫困当事人挣脱当下生活面临的迫切难题。但从下层检察事情实践来看，还需要掌握和注意以下几点：（一）完善国家司法救助、扶贫部门等救助信息共享机制。增强国家司法救助、社会救助、精准扶贫信息共享，构建救助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共建共享。

特别对贫困户建档立卡情况举行数据共享，便于检察人员快捷识别国家司法救助申请人是否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是否享受低保救助等基本信息，进一步缩短对被救助工具相关信息的审考核实时间，利便检察机关依职权主动对切合救助条件的贫困人员举行国家司法救助，有效提升办案实效和办案效率。同时通过救助信息系统与扶贫机构、社会保障机构实现常态化相同协调、信息共享，既可以制止重复救助、多头救助，保证有限的救助资金获得有效使用，也可以为实现联动救助提大供数据平台，便于全面掌握拟救助人的被救助情况，确保精准扶贫。（二）建设“他助”与“自助”相联合的激励机制。

对于部门有劳动能力或全愈后恢复劳动能力的被救助人，由于受自身素质、民俗习惯以及传统看法等的影响，往往发生严重的“等靠要”思想，缺乏自我生长意愿，把精准扶贫脱贫的优惠政策当成“福利”，过分依赖帮扶政策，甚至“躺在脱贫优惠政策上不劳而获”。新型社会救助体系要着重体现变消极救助为努力救助，注重弱势者的能力提升、资产建设与资本积累、培育公益意识，提倡自强、到场、生长与分享革新结果的社会救助理念。

检察机关与扶贫部门和爱心人士接纳经常性地对被救助人举行回访，做好贫困当事人的“扶志”事情，打破其“思想桎梏”，拔掉“思想穷根”，引发贫困当事人做事致富的努力性、主动性、缔造性，教育他们树立“劳动脱贫”的自强自立意识，克服“等靠要”消极思想，树立自我生长意愿，提高自我脱贫能力，提高抗风险能力。泉源：《人民法治》杂志作者：杨兆峰（山东省高唐县检察院检察官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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